中国社会改革的系统观
 
王金南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北京，100084）
 
    回顾七年来的改革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极具艰难曲折的伟大事业。当农村经济改革渡过“黄金”时期后，错综复杂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遭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因为整个经济改革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始终处于实践中摸索，同时也跳不出单纯从经济体制内部改革的框架，这样致使改革屡遭挫折，停滞不前，继而政治体制改革及文化传统观念的变革匆匆出台。从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这一改革过程，改革显然缺乏系统观的指导思想，即便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显然也是含糊的。本文试图对中国社会改革如何在系统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
 
    有机整体性是系统观的基本原则。根据系统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客体存在的社会系统是一个由三个子系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组成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系统。
 
    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特性首先要求改革使每个子系统内部的因素能互相协调。作为生产力系统，要求生产力三要素取得协调性和有序性，从而才能使得生产力系统具有最佳功能。我国现有的生产力分布和发展是多种生产力并存。从因素组合来看，素质参差不齐，甚至相差悬殊，如大规模生产或自动化生产却是落后的组织管理形式和低质量的劳动力，因此须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表现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商品经济，它要求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领域组成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各种机制，因此必须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如价格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工资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等，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性要求三个子系统构成完整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当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确定后就必须按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重构社会系统。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根据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预想和参照苏联模式，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基础上形成的，带有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混杂交织的复合经济性质。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虽然是不衔接、不相继的阶段，但它们在排斥商品经济，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使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且与之相互支撑、相互修复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体制也用不同的方式排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企业横向经济联合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纵向行政管理体制，不撤掉这个旧政治体制的支撑物，横向经济联合就无从实现。因此，从主体角度考虑，与客体社会系统密切相关的控制系统必须做出整体的配套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传统念变革，从而组成一支中国社会改革的雄壮交响曲。否则，尚未改革的旧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体制就会修复已被革掉的旧经济体制。
 
    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同时也要求作为主体的决策控制系统具有整全性和统一性，如我国现时的改革领导机构就缺乏一种整体统一性。国务院经改委领导小组领导搞经济体制改革，中央书记处领导搞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传统观念变革处于大众舆论之下。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某些改革措施的互相抵角或作用甚微。因此，从改革领导机构设置上，应在两个决策子系统的基础上，再组织一个“中国社会改革领导小组”，从而协调改革的配套、有效进行，成为高级决策系统。
 
（二）
 
    社会系统有着自己的独特结构，并由此决定着社会系统在某种结构下的独特功能与属性。社会系统的结构就是社会基本要素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其基本结构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结构，而且经济结构是社会系统的基础。根据现代系统耗散结构理论，封闭性是旧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结构的特点，而开放有序性是商品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传统结构的特点。我国目前的社会系统结构正处在由封闭型的近平衡结构向有序开放的耗散结构转折点上，即旧的社会系统结构面临危机，而需要以突变的形式打破封闭、僵化的趋势，克服社会系统结构旧秩序的巨大惯性，使整个结构优化，从而充满活力的新秩序在社会系统结构中得以形成、巩固。
 
    转折点上独特耗散结构要求系统结构具有广泛和深层次的开放性。“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应该作更深刻的认识。为了获得最佳状态，因此“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适用经济结构的改革，同样也适用于政治结构改革和文化传统结构改革。从开放的地域来说，它既适用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也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纵向联系和横向沟通。但在所有的开放中，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尤为重要，因为这种独特的耗散结构需要“消耗”巨大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而西方先进技术、管理思想、政治体制和适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思想观念，则是这些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源泉之一。这样就必须分析这种“消耗”或“对流”的熵值是否存在或是多大，“放任自由”的开放是否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系统结构趋于衰落等问题。
 
    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其目的就是寻找一个最佳结构，使社会主义社会系统得以最佳功能的发挥。这种最佳结构就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结构的最佳联结，同时，又是每个结构内部要素的最佳联结。如日本战后的生产力水平及经济规模远不如发达国家，但它的生产力要素的联结较好，大量技术引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无疑为社会系统的最佳结构奠定了基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结构模式，成为社会主义现阶段不可逾越的模式。同时，历史表明，商品经济具有强大的活力，创造出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文化社会意识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说，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必须要把它的政治文化背景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加以考察和吸收。实际上，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科技相结合，给生产力发展增添了一种“催化剂”，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充满活力。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社会系统结构的共同属性，借鉴引进西方好的制度和文化，建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传统观念变革阶段目标决策的支持系统。
 
    最佳的社会系统结构的标志，就是使生产力得到最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具体地说，经济结构必须使企业充满活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政治结构能使决策民主科学化，即建立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反溃系统，能运用公共权威作出社会性资源最大协调和分配。文化结构必须适应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彻底掘弃“中体西用”，使中国文化多元化、开放化，彻底破除封建传统观念。从物质利益观念出发，应树立新的价值观念、时间观念、成本观念、利润观念、市场观念、效益观念；从创新进取观念出发，应树立新的效率观念、科技观念、营运观念、管理观念、信息观念、社交观念、开放观念、联合观念。
此外，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观也强调要联系环境来考察系统，一旦离开其外部环境，就无法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对流。因此，社会系统本质上是开放的。基于这种观点，生产力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引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结构的变化。没有这种动态开放性，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系统的运动、变化、发展和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改革。
 
（三）
 
    从系统结构的层次分析看，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元层次”结构的系统。其横向结构和纵向过程都是连续性、间断性的统一，其连续的中间形成相互异质的层次和等级秩序。社会系统从横向结构分析，可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从纵向过程看，又有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形式，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分。
 
    系统结构的每一个层次与子系统一样，具有一定的独立作用，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自的特殊规律在不同时期和地点有着不同的作用。但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分析，系统不同的要素层次间协同作用是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要素层次独立功能之和的基础。就社会系统的三个基本层次而言，协同作用是一种协调同步和非线性的作用和社会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发展的自组织能力或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改革作为一个控制系统也可分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传统变革。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结构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实践证明，如果独立地进行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改革，则相应的改革难以持续，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这种改革的协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上层筑与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状况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体制的变革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与生产力相适同。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传统变革却是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与生产关系相适协同，最终促进生产力和发展。
 
    社会系统结构的层次或要素间的协同作用有系统内部的和系统外部的两种协同作用形式。针对改革而言，前者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传统变革的有步骤的协同配套进行，在三个子系统不同层次上分别协同组合；后者就是对外开放，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异求同，互相了解、联合和协调，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同作用来推动社会改革的前进。具体表现为：使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信息输出和反馈流畅，信息量倍增，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展开互相竞争，通过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比较，增强民族振兴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这种国际间的协同自组织结构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改革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社会改革三个基本层次间的非线性的协同作用能使社会改革的效果远大于各自独立改革效果算术之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证明，仅仅停留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修修补补，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几年来我国的经济改革也表明，缺乏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传统观念更新的协同作用，在改革的道路上就会处处“触礁”，这也是必然的。
 
（四）
 
    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协同性是其整体性形成的原因，而社会系统的层次性是社会系统整体性的相对表现。由于社会系统这些错综复杂的特性构成了社会必革的复杂性（并不是杂乱性），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按照系统科学方法，把社会改革作为巨大的系统工程，从而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即在确定社会改革在若干阶段内的阶段总体目标系统后，采取渐进决策方式，制定相应阶段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传统变革的动态目标子系统。
 
    社会系统的动态性和流动性要求，在改革的过程中把握有序性，按一定的程序进行。具体变革措施要与改革总体目标保持一致；地方的改革措施要符合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具体改革的时间与步骤要与总体目标互相衔接，连续动作，同步进行。在改革中，由于系统动态性冲突而暴露的各种矛盾，要在系统结构分析、抉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给予解决。
 
    在制定各项具体改革方案时，首先要对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结构作系统全面综合的分析，然后提出多种目标方案，借鉴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根据大量的反馈信息，进行严密论证，选择合理的结构，确定实施方案。最后，综合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各项具体改革方案，付诸实施，中国的社会改革就会取得最大突破，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将得到完善和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陈章龙等,《社会系统分析方法初探》。
2、王恺,《生产力系统论与耗散结构》。
3、孔幼真,《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对外开放”》。
4、吴敏等,《有序开放和经济系统》。
5、张明，《政治体制改造与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7月14日
                                                                                                                于清华大学15号楼